10月8日晚，我从华盛顿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关切地问：最近，《北京晚报》报道，有一个清史学家主张部分修复圆明园，是你吗？我回答说：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即1998年6月17日，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市政协等12个单位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各地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指示的精神，进一步将圆明园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圆明园论坛”首次研讨会。会上，我有一个发言。主张在对占圆明园总面积2％的西洋楼保存现状的同时，对占圆明园总面积98％的中国园林部分，重点恢复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使圆明园的内容更加丰富，对人民群众有更大的吸引力。他说：《晚报》将你名字中的“成”字误作“诚”字了。我很想找这天的《晚报》看看，但是没有找到。10月22日晚6时半，一位著名的学者给我打电话：“今天的《北京晚报》你看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今天的《晚报》上，发表了从维熙的一篇与你商榷的文章。你应该看看。”我和从维熙先生，虽然素昧平生，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他的意见，自然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我立即去街上，买回当天的《晚报》。拜读之后，我发现从先生批评的那番话并不是我说的。因为，我那天的发言，会前就已经打印出来，在我的文章里，是没有那番话的。我以为是记者把我的话概括错了。10月23日下午，一位部队的老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批有关圆明园的资料。其中有一份1998年9月16日的《北京晚报》：《圆明园要不要复旧》一文的复印件。从先生的文章，就是从这篇报道引发出来的。但是，在这篇报道里，被从先生认为“颇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的那段话：“重新整修圆明园，实际上是雪我百年国耻，长我中华儿女志气。”记者曾作过明白的交代，是“有圆明园专家之称的何重义教授”说的。不知是从先生粗心，还是出于什么别的考虑，竟然把何重义教授的话强加于我了。
不过，我是主张部分修复圆明园的，自然也属于从先生所说国人中“难割辫子”和“精神残缺”之流。我万万没有想到，像从先生这样久经考验的作家，心灵竟如此脆弱。一个部分修复圆明园的建议，会刺激从先生的“中枢神经”。为此，我向从先生表示深切的歉意。但是，对于从先生的高论，我却不敢苟同，不得不对从先生的“商榷”进行商榷。
从先生在《重建圆明园的话题》一文中，一方面抨击“国人心态积淀中的残缺”，另一方面则推崇“德国民族的严谨的科学性”和“健康的民族心态”。他列举了80年代末期他驻足德国时给他“最大启迪”的三处残迹：
柏林裤裆大街耸立的一座只剩下一半尖顶的教堂；
科布伦茨一座曾经耸立着德国统一日尔曼民族的威廉大帝铜像的墩台；
海德堡的一座残破的中世纪教堂。
以上三处残迹，前两处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后一处则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统一前普鲁士和法国的战争。根据从先生的文章，保留这三处残迹，德国人有自己的解释。对于前两处，他们的说法是：“为了记住希特勒发动战争，给世界和德国自身带来的创伤。”“可以使国民时刻不忘‘二战’给全人类带来的罪恶”。对于后者，则是为了“有利于孕育德国的自强精神。”德国人对这些残迹的态度，我是十分赞赏的。但是，1945年5月，当苏联红军攻打柏林和科布伦茨的时候，造成的破坏绝不只是一座教堂和一座铜像，法国人攻打海德堡的时候，也绝不只是破坏一座教堂。但是，德国人并没有把所有的废墟都保存起来，而是保存一点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和德国人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我之所以主张保存占地200亩的西洋楼残迹，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发奋图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主张，在从维熙先生那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在德国人那里，是“严谨的科学性”和“健康的民族心态”，在中国人这里，就成了“难割辫子”和“精神残缺”。难道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圆？
在美国，我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我参观白宫的时候，一位陪同的朋友告诉我，这座美国的总统府，建于1792年，原来不是白色。1812年，英、美两国发生战争。1814年8月，英军占领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并将这座建筑焚毁。美国人民赶走了英国侵略者之后，立即进行修复。因为原来的墙壁已被火烧黑，于是涂以白色。从1800年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住在这里，白宫也就成为美国政府的象征。《星条旗之歌》，也是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诞生的。当时，歌词的作者弗郎西斯·斯加特·基奉命将一份文件送往英军，被英军拘留在一艘军舰上。接着，英军的炮火向美军发起猛烈的攻击。1814年9月13日黎明，作者透过战场上的硝烟，看到城堡上的一面星条旗仍然在空中飘扬，他满怀激情，写成了《星条旗》一诗。后来，这首充满爱国热情的诗篇，被配上当时非常流行的曲子，成为美国的国歌。这面历经战火的星条旗，也作为历史文物保存起来。今年7、8月间，有人建议对这面星条旗进行修复，得到克林顿总统的支持。他发表演说，为修复工作筹集资金。当天的报纸，不仅报道了这条消息，而且刊登了克林顿总统在一幅巨大的星条旗前演说的图片。美国的历史，只有220年。美国人的心态，不应有国人那么多的积淀。他们这样“修复历史”，恐怕不能说是“难割辫子”和“精神残缺”吧？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在如何对待圆明园遗址的问题上之所以众说纷纭，和争论各方对圆明园的历史和现状并没有“完完全全调查明白”大有关系。从从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圆明园的历史不甚了了。他说：“八国联军焚我皇家园林。”把圆明园被焚的时间1860年误作1900年，整整推后了40年。法国伟大作家雨果在《致巴特雷上尉的信》中愤怒谴责的“两个强盗”：法兰西和英吉利也变成了八个。他对圆明园的现状，也是不了解的。我想，西洋楼遗址，从先生是去过的，也许还写过文章，发过议论。1980年，以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为首的党政军领导和各界人士1583人发出《保护整修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也就是被从先生轻蔑地称为“有些人把重建圆明园的大旗扯起来了”之后，在中央、北京市的关怀，各方面的支持和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下得到初步保护、整修的圆明园东部，从先生也可能去过。至于尚未纳入保护范围的圆明园西部，从先生就未必去过了。我在美国的时候，曾通过电脑联网查阅国内资料。在中国文化部分，郑重推出了十大名园。名列第一的是颐和园，最后一个就是圆明园。如果有那么一天，有的外国朋友要来看看这座曾经代表东方文明，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典范”的圆明园。他们不满足于参观西洋楼遗址，也不满足于参观已经得到初步保护、整修的圆明园东部，一定要到圆明园西部去看看《圆明园四十景图》描绘的那些地方。而陪同参观的，又是从维熙先生。当你和外国朋友面对着“满目的垃圾、坟堆、密布的苍蝇，刺鼻的臭气，一个个猪场、坟地、煤厂，还有一块块散落其间的太湖石、条石、大石柱基座”的时候（《圆明园怎么弄成这样？》，《人民政协报》1998年6月19日第一版。）不知从先生能否心安理得地向他们解释：保留现在的原貌，有利于孕育国人的自强精神？
圆明园是中国人民的。如何对待圆明园遗址，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这样那样的分歧，是完全正常的。真理愈辩愈明。只要大家都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一定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从先生大可不必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式，好像真理就在自己手里。国人皆旧而我独新，国人皆残而我独全。其实，自以为新者未必新，自以为全者也未必全的。按照从先生的说法，“国耻地就是国耻地。”那么，我国政府就不应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应该让英国人继续统治下去。德国人不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是否也应该把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取消呢？如果那样，进一步将圆明园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讨论就可以休矣。
